那些年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大科学家，现在都怎么样了

看看现在留洋回来的比例，就能猜测当年他们后悔的比例了。不过，考虑到当时爱国思想比较浓烈，这个比例可能要高一点。

建国初期我国产生了少数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都是因中国内乱时期得以到西方留学，利用西方国家优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在西方的人文环境中产生的。这说明了只要条件具备，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能够产生伟大的科学家。

中国现代的科学技术人员不比西方国家的差，但从如何组织协调科技人员有效工作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的科技人员也缺乏相互协调的人文精神。

钱学森以及50年前“回家”的科学家们

1955年的深圳罗湖火车站，刚刚经历了第一次改建，原来简陋的候车室旁边，盖起了一座两层小楼，楼上是旅客食堂，楼下用来候车。10月8日上午，34岁的朱兆祥早早来到了这里，等待一位44岁的贵客的到来。

11点25分，一路舟车劳顿的钱学森一家、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走出了站台。接到了钱学森，朱兆祥马上向北京报喜，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聂荣臻元帅并叮嘱他：“学森同志是爱国的，要好好对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

到2005年10月，钱学森回国已经整整50年了，50年来他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国土一步，而是为新中国的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快来，快来！

50年后，已经84岁的朱兆祥对当时的情况还是记忆犹新，“那时我不认识钱先生，我是科协常务委员，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受陈毅元帅委托去接他们，包括家属一共回来了30人。”而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一大批留学生排除重重阻拦，回到了祖国。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钱先生清我到他家吃饭，并告诉我两件事。”中科院力学所前所长、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郑哲敏院士对《了望东方周刊》说，“钱先生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也不一定能马上用得上，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我当时研究的管道内部液体的流动问题，国内反正也有管子，会用得上类似的研究。另外，当时美国的运筹学研究特别多，他当时也在研究控制论，他说运筹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会很有用，让我把这个想法带给钱三强，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郑哲敏9月离开帕萨迪纳，从纽约坐船到了法国，然后又坐船到了瑞士，在瑞士申请到香港的签证，“当时等签证等了很长时间。”三个月后，他拿到了到香港的签证，当即买了一张从瑞士到日本的船票。1954年2月，他趁轮船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下了船，找香港中国旅行社买了回国的火车票，回到了祖国。

“回来以后，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现在国家工业发展得怎么样，看到书店里有很多书，五金商店里有很多小电机和五金：正具，虽然不如美国，但已经比我走的时候强多了。”

1955年4月，钱三强安排郑哲敏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年底就开始筹备力学所的工作，这个时候，钱学森也回来了。

“钱先生10月到北京，11月来看我们，安排力学所的研究方向，根据国家当时的需要做了一些调整。”郑院士说。力学所成立后，钱学森成为第一任所长。从力学所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一直是力学所所长，直到80年代初郑哲敏接替他成为第二任所长。

比郑哲敏更早从加州理工回来的，有1950年9月回国的赵忠尧，“他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派到加州理工的访问教授，他到美国准备采购一批仪器，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就直接把仪器带回大陆了。”当时和赵忠尧一起从加州理工回国的，还有刚刚毕业的三个博士，其中学物理的罗时均后来在哈军工、西北工大工作，学生物的鲍文奎和沈善炯后来都成为中科院生物学部的院士，同船回来的，还有邓稼先、涂光炽等100多位留美学者。

李政道教授最近曾经透露，赵忠尧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到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赵忠尧本该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归国后，赵忠尧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必要准备。这台加速器几乎被那时所有的核物理学家使用过，极大提升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实力。

“和我同一时期回来的，还有庄逢甘、唐有棋、肖健、李正武、罗沛霖等许多人，当时我们的想法，一个是全国刚刚解放，形势很好，另外中国科协留美工作协会在我们这些人中间作了很多工作，侯祥麟院士当时是留美科协的负责人，在同学中间影响比较大，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人回来。”郑先生说。

1956年6月，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给还在加州理工的郭永怀写信说，“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不后悔

中国科学院建立后，曾对侨居国外的科学家作过估算，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祖国。据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中国各个重大工程项目和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中，留学回国人员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担任钱学森秘书20年的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涂元季将军对《了望东方周刊》说，钱老的回国和一般人的回国还不一样，因为他的影响很大。“他不是一名普通研究生，而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回国时候他的老师、世界公认的应用力学大师冯·卡门说他已经超过自己了。他的回国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和一般人远远不一样，一直折腾了五年才放他回来。他所从事的专业又是敏感专业，他还参与了美国国防长远规划的制订。所以不能轻易放回来。”

美国作家维奥斯特称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回国以后，他果然开辟了中国的航天导弹事业，使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1999年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都是先后从国外返回的，只有于敏一人是“土生土长”科学家。

1947年底由英国归国的彭桓武院士在被问到为什么回国时，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对，你应该问那些不愿回国的人：你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55年从耶鲁大学回国的陈能宽院士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说，“我一去就做好准备要回来了，我1950年拿到博士后，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我在学校和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后，一大批留学生都回来了，当时的深圳还是个小农村，但是感觉特别亲切。”

和陈能宽一起在耶鲁大学念书的颜鸣皋，后来在空军一个材料研究所工作，组建中国第一个钛合金实验室。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反右、“文革”期间，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们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当时的态度是怀疑一切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去，为什么回来，都是问题，很多人一度很苦恼，但多数人认为不可能这样下去，总会过去的。‘文革’以后，绝大多数挺过那段时间的都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现在很多人也是想回来的，因为在美国做到一定程度就到头了，不能再有什么进展，但中国的舞台就大多了，况且国内的文化氛围比较好，回来我们觉得是给自己干，比给外国人干感觉好多了。”郑哲敏院士说。

建立了现代整体微分几何、也被人评价为复兴了美国几何学的陈省身，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61岁的他即开始频繁回国讲学，1985年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每年用自己的经费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到世界数学领域最有名的大师身边去深造，他把自己的后半生与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00年，陈省身回国定居，直到2004年12月与世长辞。

2006年1月4日，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透露，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共有90余万留学生在海外求学，其中20多万留学生已学成归国，占留学生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还是挺有意思的，做了不少事情，不后悔。”郑院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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