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他爸是谁

杨武之，数学家、教育家，原名杨克纯，武之是他的号。1896年4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任系主任或代主任。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父亲。

杨武之的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的一名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书。后来去天津，在段芝贵的幕府中司“笔札”，做类似文书之类的事。1907年，因段芝贵失势，回家赋闲。次年，想到沈阳去谋职，不幸在旅社中染上鼠疫，竟而去世。杨武之的母亲姓王，在他9岁时（1905）也早故。所以，杨邦盛夫妇对杨武之的照料不多，生活多由叔父杨邦瑞安排。

1914年，杨武之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为杨武之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是年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为期一年，后入数理部本科。规定修业3年，于1918年毕业。这一学历，在当时的师范教育中属于最高的层次，各地争相聘用。最后，杨武之决心回到母校——安徽省立二中担任教员兼舍监（训育主任）。年少气盛的杨武之，在学校里施行严格的纪律，对一批纨绔子弟严加管束。学校规定，夜晚10时，关闭校门，使一批在外寻欢作乐而迟归的学生，不得其门而入。由此，一些不思上进的学生，对舍监杨武之大为不满，以至寻衅闹事，准备动武报复。闹事之后，因学生家长袒护闹事学生，希图不了了之。杨武之遂愤而辞职，转往安庆中学教书。这一事件对他刺激颇深，觉得一介书生，难以和腐败的政府及土豪劣绅相周旋。杨武之因此萌生“科学救国”的意念，希望以出国留学，振兴中华科学，发扬中华文明来改变中国的黑暗现实。在安庆教书期间，积极准备参加留学考试。

杨武之由父母作主，在幼年时即和同乡罗竹全之女罗孟华订亲，并于1919年完婚。罗孟华的文化不高，一直操持家务。他们夫妇之间感情甚笃，终身不渝。1922年，长子杨振宁出生。杨武之的备考也到了紧张阶段。

1923年春，杨武之顺利地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随即离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只身赴美国留学。他先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季的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然后于1924年秋天转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已臻美国第一流水平，杨武之师从名家L．E．迪克森（Dickson），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杨武之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

1928年秋，杨武之学成归国，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即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此后，杨武之一直在清华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到解放。1950年之后，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数学教授。1973年5月12日，在上海逝世。

杨武之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数论研究，尤其以华林（Waring）问题的工作著称。中国的数论研究渊远流长。孙子定理，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的不定方程理论，都是享誉世界的名篇。但到明清之际，数论研究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到本世纪20年代，能研究现代的数论而发表创造性论文的中国人，当以杨武之为第一人。

杨武之一生从事数学教育，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并主持系务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两代数学人才，对中国现代数学的贡献很大。1928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郑之蕃、熊庆来先期来清华大学任教。1928年和1929年，孙光远与杨武之亦先后到校。这4位教授，加上唐培经、周鸿经两位教员，阵容极一时之盛。1930年，陈省身跟孙光远学几何。次年，华罗庚又来校跟杨武之研习数论。随后的学生又有许宝騄、柯召等人的到来。30年代的上半期，清华大学已成为国内最强的数学中心。杨武之在清华大学讲授过很多代数课程，特别是30年代初开设的群论课，影响了大批的后学者。

抗战以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又担任数学系的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数学研究生部的主任。战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学术生活并不贫乏，科学水平节节上升，这和杨武之的组织与领导是分不开的。

杨武之与华罗庚

华罗庚自学成才，踏进清华园的传奇故事已是尽人皆知，但是究竟清华园内的数学圈内怎样发现华罗庚的细节，现在已很难查考。应该说，唐培经、杨武之，熊庆来等先生都为华罗庚来清华大学作出过努力，而系主任熊庆来的支持，则是关键的一着。

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以后，选择数论为研究方向，而且集中研究华林问题，显然是受到杨武之的直接影响。华罗庚在1980年写给香港《广角镜》周刊的一封信说：“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

华罗庚于1936年赴英国，追随G．H．哈代（Hardy）学习解析数论，成绩卓著。杨武之为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而高兴非凡。1938年华罗庚回国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时担任系主任的杨武之，不顾学校里的各种反对意见，向校方提出破格提升华罗庚的职务，即越过讲师、副教授直升正教授。起初校方以华罗庚未在英国拿博士学位而拒绝，后经杨武之力争，最终才得到同意。所以，华罗庚在上述给《广角镜》的信中也写道：“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

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杨武之和华罗庚曾同住于昆明西北郊的大塘子村。两家过往很密。当年，华罗庚曾有一信给杨武之，内称：“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即杨师也。”

杨武之所师法的迪克森学派，在本世纪初的美国影响很大。后来由于英国、苏联等国的解析数论的兴起而渐渐式微。所以，杨武之的数论研究虽曾起过启蒙和推动的作用，可惜由于迪克森学派的衰落而未能发挥重大影响。中国数论学派，在华罗庚的领导下，获得了重大的发展。饮水思源，人们将会缅怀杨武之在早期所发挥的前驱作用。

晚年生活

杨武之于1948年底，搭机从北平返回南京，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清华大学没有续聘杨武之，他遂留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的解聘，对杨武之打击甚大。50年代，他还在复旦大学讲过几门课，以后因患糖尿病，休养在家。

1957年，杨武之的长子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使杨武之十分兴奋。他曾于1957、1960和1964年三度去日内瓦小住，与杨振宁欢聚，也会见了在海外的故友和学生，如陈省身等。这几次聚会，使杨振宁对新中国多了一些了解，直接影响他于1971年夏决定回大陆探亲，杨振宁遂成为最早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外知名学者之一。

杨武之晚年身体很差，很少出门。他喜爱传统文化，尤精围棋。他的诗作不多，有一首是写给陈省身的。诗曰：

冲破乌烟阔壮游，果然捷足占鳌头。

昔贤今圣遑多让，独步遥登百丈楼。

汉堡巴黎访大师，艺林学海植深基。

蒲城身手传高奇，畴史新添一健儿。

杨武之常说很喜欢自己名字中的“纯”字，确实，他为人的纯正宽厚，已成数学圈中人的口碑

简历

1896年4月14日 出生于安徽合肥。

1914年 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二中学。

1914—1918年 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和数学系本科。

1918—1922年 任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及安徽省安庆中学教师。

1923—1928年 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28—1929年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9—1937年 任清华大学教授。

1937—1946年 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1949年 任清华大学教授。

1950—1973年 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1973年5月12日 在上海逝世。

主要论著

1 Yang Ko－Chuen．The invariants of billinear forms，a dissertation for thedegree of Master of Science．Chicago，1926．

2 Yang Ko－Chuen．Various generalization of Waring，s pro bl em．Ch i c a go ，1928（Thesis，Chicago，1928）．

3 K．C．Yang．Representation of Positive integer by Pyramidal numbers，…．Science Report of Tsing Hua Univ．，1931，A1：9—15．

4 K．c．Yang．Quadratic field with out Euclid’s algorithm．Science Reportof the Tsing Hua Univ．1935，A1：261－264．

5 杨武之．关于同余式的一个定理．清华学报，1935，6（2）：107．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幼童留美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

（一）幼童赴美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朝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条约，清廷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形势，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来。自强以图御侮成为朝野上下的主体意识，于是以向学习西方为目的留学运动得到了实现。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幼童留美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

清末留学教育始于留美，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

一是容闳倡导留美。容闳是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了解了西方政治和文教等制度。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造就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学习先进的西式教育。留学教育思想经由容闳提出，在上层实力派官员中宣传，使一部分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了留学教育的重要性，引发了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幼童赴美。

二是美国最早与清政府订立了留学条约。1868年在美国人蒲安臣的协助下，国人出访美、英、法等国，并和美国政府订立了《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只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三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举措影响了清政府。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日本也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由于中国和日本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故双方都很关注对方的情况。在日本向美国订购了两艘军舰，并计划学习其海军军事学及造船航海技术时，这些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传统观念的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廷在洋务派大员的促请下，于1872年夏末派出了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

（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

在洋务运动时期政府除了派幼童留美之外，还派了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学习。政府派留学生赴欧，主要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清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急切希望创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但是人才奇缺，技术问题也难以解决。

于是清廷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重金雇用洋人，充当技术顾问。但是，雇用洋人花钱多且有许多弊病。

二是开办新式水师学堂，培植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学习自然科学新式学校，由于水师学堂的课程太浅且技术知识落后，满足不了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需求，再者聘请的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按合同约定期满归国。如何使船政学堂继续办下去及提高船政学堂毕业生的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船政大臣沈葆桢提出派遣学生留学的建议，“臣窃以为欲日起……赴英国深究驶船之方，速则三年必事半而功倍。”

和留美幼童派遣的动机一样，清廷向欧洲派留学生也是出于办洋务企业的需要，只是更具体而明确地和创办海军联系在一起了。留美幼童的扬帆赴美，开了留学生的先河；国人有去欧洲各国游历，介绍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1876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中英有了正式外交关系，这都为留欧生的启程铺平了道路。

洋务留学时期的留学生的选派工作

作为第一批清代官派留学生，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的选派机构，选派工作主要由曾国藩等地方洋务大员负责。1871年初“访选”首批赴美留学生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肄业局这一临时机构，负责留学生的选派。1872年洋务大臣曾国藩的去世，使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责任人改为李鸿章，他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出洋肄业局的命运。尽管他给予了很多的扶持，但终因受到清政府更高层权力的制约，裁撤了出洋肄业局。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也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留学教育在中央没有一个单独的部门，选派留学生也没有统一的专司机构，因而洋务时期留学生的选派基本上都是各省官员各自为之，有很强的随意性。

由于没有统一的选派机构，对选派工作也就没有统一而完整的筹划，致使选派时断时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派的进程，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清政府虽然初步制定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文教政策，但在全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方面还有待于发展。

留学生的选派调件

选派条件是针对所选派的留学生而言的，总体看来，政府在洋务留学时期选拔要求较为严格但尚未规范化。挑选幼童出洋，为中国首创之举。挑选什么样的人出国留学，则成为奕诉、曾国藩等人最关注的问题。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上奏《挑选幼童赴泰西章程》十二条，在奏折中说到,选派学生赴泰西惟是试办，且有两难：选材和筹费。“盖聪颖弟子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奕?对留学章程提出修改意见，尤其对招考条件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首先要年龄幼稚；年龄越小就越不易受家庭所累，便于专心学习。其次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6]第三要求中文有功底。留学章程规定，必须“曾经读中国书数年，携至上海公局考试，以节靡费。”最后在初次应考合格之后，送入上海预备学校，进行中西文强化。但进入预备学校，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出洋留学，还要经过进一步的筛选。出国幼童是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所谓“选材难”是难在选材“精”上，它坚持宁缺毋滥原则。

洋务时期的留学绝大多数属于公费留学，政府对留学生的选派要求甚为严格，但由于这一时期还处于派遣留学生的初期，政府尚未有经验可循，再加上社会对西学的认识程度普遍不高，生源主要来自东南沿海比较开放的地区。经验不丰富和生源不充足，都使政府在制定留学生选拔条件时不可能有高的限定，从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留学条件的要求较简单，招生选派也尚未规范化，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洋务留学的局限性

洋务派尽管承认西方科学先进，但坚持认为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和伦理纲常是最好的。封建伦理纲常是治国之本，西方的那些科学技术只是“奇技浮巧”之类的末端之学。他们对西学的认识仅是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认知，停留在简单的器物层面，这一时期留学政策粗糙零乱，未能对留学生的选派作通盘筹划，未能调动各地在派遣学生出洋的积极性，这必然影响留学教育的发展。在对留学生的管理中过高的中文要求和严格的思想控制，与远赴他国研求学术的终极目标及派遣初衷实难相符，对于某些政策的明显失误未能从深层加以反思，致使最后回国留学生大多进入了洋务事业各部门，进入学术思想界的则为数甚少。总之这一时期制定的留学政策，尽管具有极强针对性，但不具有规范性、系统性。

清政府派遣留学是在西方列强侵略和西方文化冲击下起步的，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产物。留学政策的制定既受封建制度旧观念的影响，又受现实的社会环境的限制。在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阀混战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一个完善的留学政策，且会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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