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海归人士访谈

自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国潮在中国越来越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留学海外的大军,甚至于“是否出国”成了许多年轻人的一个肯定要面对的选择。现在,国内很好的发展机会促使一大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回国效力,又形成了“海归”的浪潮。随着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本土化需要以及国营、民营企业的国际化需要,大家纷纷认识到在海外学成归国的优秀人才的重要性,海归人员走上了更多重要的岗位,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们从中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海归人员都能在国内的舞台上施展拳脚,有些人虽然有着海外留学的背景,却在国内一无所成,不但没有表现出一个海归人员应有的价值,反而还不如普通的没有出过国的人才有作为。出国容易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海归”的含金量也会跟着降低？现在出国到底还值不值得？这个现象真的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其实,出国留学,接受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培养国际化的眼光并不是错误,关键在于你在出国留学的前前后后是否对自己未来的行程进行了有效的规划。记者采访了三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功海归人士,并提炼出一些出国留学及回国发展前后各个环节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旨在提醒读者对自己留学以及回国的生涯及早进行有效的规划,以使在国外的光阴不致虚度,将来回国可以大有作为。

　出场人物

　王辉耀:1981年本科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在中国外经贸部任项目官员3年,后赴北美留学,成为在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后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Ivey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同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参加高级企业***培训。1987年进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从事项目融资；1988年任SNC-兰万灵公司国际市场董事经理。1990年任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驻香港及中国地区首席经济商务参赞,1993年担任Agra-AMEC国际公司副总裁；1996年创办加拿大亚加国际集团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任董事长兼CE0；1999年投资创建了中国项目网,2002年被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

　刘浩:1992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95年取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后转读法律,1998年取得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98-2000年在纽约Davis P0lk & Ward well律师事务所任律师；2000-2002年任旧金山0rchid Asia H0ldings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副总裁；2002年底至今任智联兰海:1998本科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99-2002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学系学习,2002年获得心理学、教育学、组织心理学及社会学硕士学位；2002年底回国,任北京益智文化交流中心活动总监；2003年2月创办北京上濒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任教育发展咨询顾问。

　一般来说,出国留学到回国发展的全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环节:出国前的准备、在国外的学习和积累工作经验、回国前的准备以及初回国内。

　出国前:全方位做好准备

　要在出国的路径选择上多花些时间。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王辉耀强调,计划未来回国发展,就要对现今国内欠缺哪些人才做一番研究式的分析。他说上世纪80年代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学习理工科和自然科学的,直到今天,“学理科出国比学文科的容易”还是人们普遍的感觉。但是现在国内对管理、咨询方面的人才更加急需,并且需求还呈上升的趋势,是出国留学人员不错的选择。

　出国留学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不能盲目。刘浩说,出国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在80年代出国留学存在盲目的可能性还情有可原,因为那时国内的经济环境所能给人才提供的机会还很有限,远没有国外能提供的机会多；而到了现在,国内可以提供很多很好的机会,出国就意味着放弃这些机会,代价是很大的,一定要认真设计自己的留学之路,不要把时间荒废了。要事先熟悉西方的文化,这绝不仅仅指语言方面。事实证明,熟悉并能迅速融入西方文化环境中的人往往容易取得成功。王辉耀向记者提供了一个证据:由于他本人的英美文学专业背景,比别人对西方的文化环境有更深的了解,所以在适应环境方面比别人少费了不少的力气；他认为在出国之前补一堂西方文化课是很有必要的。

　心理素质的准备也很关键。在这点上,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条件比较优越,心理素质往往比较差,很多人对投入一种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几年的时间都抱着紧张甚至恐惧的心理。兰海告诉记者,她出国之前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最终还是会回到国内发展,出国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更多地了解世界,其次是希望在与国内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方法有很大区别的教育体制下进行学习。

　如果要出国读管理类课程,要注意在国内积累工作经验。王辉耀提醒读者,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与经济或商务等领域有关的、能够写上履历的工作,否则可能你当时收入不错,但你的工作并不足以为你进行足够的能力锻炼,而且这份工作经历将来国外的商学院也不会看重的。他在外经贸部3年的工作经历,也使他在国外的学习及工作实践中如鱼得水。

　在国外:以积极的心态学习积累

　心态要开放。王辉耀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性格往往比较内向,“豁”不出去；应该努力将心态开放,尽可能扩大接触面,力争成为通才。兰海求学的心理学系本来是不收非心理学或教育学本科学历的学生的,她为了争取到学习的机会,自己跑去找到一位该系非常有名的教授进行交流,最后教授认为她可以,亲自为她写了推荐信。试想,如果没有这种“豁出去”的劲头,她哪里会有后来的学位？事业上的成就更无从谈起了。

　在国外的工作经历一样要选好起点。王辉耀曾经在加拿大用一个暑期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找工作,把找工作本身也作为一项工作来完成。刘浩提醒读者,要时刻想到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再多大程度上能对自己将来回国发展产生价值,选择有在亚洲乃至中国拓展业务计划的公司,是为将来回国打好铺垫的上策。他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在了解美国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同时,又积极留心与中国内地有关的公司法、证券法方面的案件,就为以后回国积累了许多经验。

　保持从前在国内的人际网络。刘浩建议,不要因为出国就疏远了从前的朋友,否则将来回国一切要从头来过,会有孤立的感觉,关系网重新建立也会耗费很大的精力,并且效果还不如关系一直保持下来的好。

　不要惧怕改变。刘浩特别强调,不要死抱着从前的专业不放,在国外,你能得到的机会及可能性都是多方面的,改变也许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取得物理学硕士后,在美国生活三年的经历让刘浩改变了自己从前“学者型”的规划,转攻法律；第一年是比较艰难,但之后的学业便非常顺利了。有的时候改变并不如人想象得那般可怕,只要你跨出了这一步,眼前就会豁然开朗。

　回国:选择适当的时机

　一有契机要先回国立住脚。王辉耀说,他在海外的一些留学生朋友本来有回国计划,但经常会嫌回国机会不好,时机不成熟而不愿轻易回来,但是拖得越久,家庭、后代等等问题就越突出,越不容易解决,回国的难度也就越大。

　力争进入在亚洲或中国有业务发展计划的公司,被派回到国内来。刘浩认为,单枪匹马回国的海归人员取得成功的难度往往比较大,被国外公司派回来的海归人员,起点可以高一些。他在旧金山的风险投资公司,大部分投资项目在中国；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作为投资方的代表在国内工作。去年,他的角色由投资方转变为管理者,正式成为了智联招聘网的CE0,最终回到了国内。

　尽快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熟悉从前的环境,进入角色。王辉耀建议,回国之后不妨先拜访老同学、老朋友,参加展会、研讨会等活动,多方面获取信息。刘浩认为去除海归人员的优越感是快速熟悉环境的诀窍,尽可能地扩大生活圈子,不要以海归派自居,同时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改掉说话时中文夹杂英文等可能使人产生反感的习惯。

　无论在大公司或小公司,尽可能快地作出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现在许多企业看重的并不是你是不是海归人员,而是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甚至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海归人员都不再重要。一旦上司发觉你还做不过没有海外背景的员工,那么“水货”的怀疑就自然而来了。

　记者最后就“什么样的海归人才最有价值”的问题采访了国际猎头公司“伯乐优才”北京公司的总经理王女士。她告诉记者,有价值的海归人才应该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国际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知识,以及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相信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及早规划,各位未来的海归人才都可以在国内实现自己的价值,取得应有的成功。

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留学生心态变化

80后留学生五大族群的美国生活:半梦半醒爱恨交织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的开你？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恨不恨你？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

这是1993年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片头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反映了上世纪1990年前后中国掀起的出国潮，演绎了那一批移民和留学生的美国淘金梦—办绿卡、买房子、买车子、赚钱培养孩子，在餐馆和衣厂之间沉浮打工，透露着对美国无奈的爱与恨。

然而十年过去，进入20世纪，美国却陷入失落的十年，中国则进入崛起和快速发展的十年，但有趣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却快速增长，并在2010年跃为目前在美国际留学生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而他们许多人都出生在80和90年代后。

本文将以单身族、已婚族、科研族、创业族和镀金族五类带读者走进80后留学生的生活，了解这一代人是否还怀有美国梦，他们对美国生活的理解，以及他们的奋斗故事。

单身族

熊先生是2006年赴美读书的80后，在中国读大学三年级时他就确定了未来出国的方向。来到美国后他勤奋读书，相继取得了会计和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也很快找到了工作，从事审计工作。接着就在所在城市的区域拥有了自己的房子，然而回首这一切，他“突然觉得一切太快了”。

熊先生笑说，刚来美国时，他并没有想太多所谓的美国梦，就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随着就业后生活快速的推进，一方面生活逐渐变得安逸，一方面随着中国逐渐变强大，他却有些彷徨，“是留守美国还是回去发展呢？”他坦言既舍不得美国，也因无法分享祖国与时俱进的那种荣誉感而觉得脱节，而作为独生子女一代，最割舍不下的还是“亲情和友情”。

和熊先生相似的张**是一名会计师，2005年出来的她想要“拓宽视野，体验在不同国家的生活”，她坦言传统定义上的美国梦和身份并不是她所追求的，她当初更在乎是求学的目的；进入职场以后，她觉得在专业上进步的空间较小，虽然曾经有过念经济学博士的念头，但她也坦言，“转行会有一定风险，而且之前的热情已被慢慢消耗，缺乏动力”，对于现在的状态，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已学会享受，她觉得美国给她的财富，就是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

已婚族

随着结了婚，有了孩子，80后也渐渐扛起身上的责任，虽然生活的担子在慢慢加重，然而心底做一番事业的愿景仍旧在他们当中一些人心中萌动。

2006年赴美念书的张天师(化名)是一名工程预算师，凭借其数学优势，还没毕业就拿到公司的Offer，工作后还利用业余时间拿下工商管理硕士，他表示，当初想法很简单，想到美国提升一下自己，喝点洋墨水，工作几年就回去发展，可是慢慢觉得现实很残酷，已在美国五年，中国的机会虽然很多，但却需要人脉，现在回头看看有些不切实际；而已经结婚生子的他表示，如果还是单身，“看着国内热火朝天，也许一鼓作气就回去了”，但是已经有了家庭，就觉得“男人再怎么去冒险，也不应该把老婆孩子都拉进去”。

谈起美国的好，张天师认为是人际关系简单，不过在美国公司上班的他也指出，相对于本地人，想得到上司的青睐和升迁机会也难一些；而从生活层面上讲，他坦言美国太无聊，没有亚洲的氛围，娱乐活动少，朋友圈子也较小，“在南部连想出去唱歌娱乐一下，都没有个像样的地方”。他肯定表示，未来一定会回国发展。

科研族

为在新时期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政策，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管理委员会2003年设立“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来自河北的贾璋和湖北的罗诗静名列纽约区2010年的获奖者，今年他们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顺利毕业，目前贾璋就职于波士顿公司的科研部，罗诗静则马上要到纽约作博士后研究，他们都很喜欢美国做科研的氛围，说起美国梦，他们笑说，“更在意自己的梦，以及是否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贾璋喜欢工程专业，他希望未来能在这一行做得出色，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因为就职公司的国际化，他表示也不会把自己局限在美国，而老一辈有房有车的美国梦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觉得周围很多朋友也跟他是类似的想法，更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否开心、真正喜欢做什么”。贾璋表示，美国最吸引他的是人才很多，且多才多艺，而且科研体系也相对完善。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罗诗静回忆当时决定出来念书，是因为生命科学研究从水平来看，还是美国先进，而她也从大二起发掘自己对科研的兴趣，慢慢确定未来的学术之路。来到美国后她也把心思花在专业上发展，从未想过什么美国梦，但她承认确实很喜欢美国的学术环境，“我很享受研究的过程”，未来她希望做完两年博士后，在美国或是中国的大学找一个科研性方向的教授职位，不过谈到绿卡，罗诗静持“中立态度，毕竟从签证等角度来看很方便”。

罗诗静已结婚，老公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两个博士在一起，“我们经常谈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也更有共同的话题，理解对方”。

创业族

现在美国的80后群体目前大都进入了职场或科研单位，而有生意头脑的一些人则慢慢走上创业道路，上班给别人打工，下班给自己打工，而有些人还通过网络，建立起社交群，寻求广阔人脉和资金机会。

朱捷是一名电力工程师，高中时就随母亲移民美国，说起美国梦，他一肚感慨，原本以为“三到六个月就能把英语说得和本地人一样，真正融入主流”，等他来了一段时间后梦就粉碎了，发现根本脱离现实，经过一路磨练，如今的他更加务实，懂得利用自己双语和电气工程师的优势。

从20岁还在读书时，朱捷就开始创业，身上很有浙江人的经商细胞，但朱捷也表示，创业并非一帆风顺，他失败过很多次，他曾经作过珠宝生意，“折腾一场下来，既没赔，也没赚”。2007年，纹身开始在纽约流行，他开始经营纹身器材的进出口生意，最忙时，雇过七个临时工，但因为自己没有多余时间管理，再加上行业间的跟风和压低价格的恶性竞争，他现在已慢慢淡出，下一步他希望开一家注册工程师事务所，因为门坎较高，相对竞争不会太激烈。

业余从事大型生物仪器配件进出口生意的苏祖琦表示，房子和车子对他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利用未来三到五年时间，取得工商管理学位，然后转入金融行业，最终完成创业目标。

苏祖琦指出，身边以有创业想法的人居多，但是真正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和能把什么做好”的并不太多，而面对挫折，是否能坚持梦想也是一个问题。

镀金族

通常80后的留学生一族，都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大学毕业没多久就直接出国，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但也有少数是在国内拥有一定工作经验后，赴美镀金，寻求更好的发展，林**就是一个例子。出国前，她在深圳等地已积累五年工作经验，出国并不是“突发奇想”，她身边有很多金融行业的朋友都是海归，在公司比较受重视，而比较可留学的国家之后，她觉得美国是选择，希望以后能进入华尔街，以此为跳板找到更好的平台。

林**说，车子房子这些东西在出国前她都已经拥有，也积累一些财富，但是她觉得“再多的财富都会消耗掉，人不能坐吃山空”，她意识到自己专业技能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便下定决心要投资把自己打造成专业性的人才。

目前林**在曼哈顿一所语言学校上课，她表示她并没有特定的美国梦，她的概念就是“明天一定要比今天过得好”。

从改革开放后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到如今留学热的兴起，30年间，一批批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有着怎样的心理变化？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增强，摩天楼、高速公路、私家车在中国大城市里已经司空见惯。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眼界大开，现在的留学生视野开阔，不仅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还了解很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的参照物非常丰富，多方比较自然让留学生心态更加自信、更加客观。”

　“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刘月樵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有机会出国留学。1961年，学习意大利语的刘月樵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翻译工作，到了1979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就在这一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内部考试，刘月樵得到了到意大利进修意大利语的机会。1980年的金秋，刘月樵第一次走出国门。近两年的进修期，刘月樵先后就读于贝鲁贾外国人大学和罗马大学。除了听课学习之外，她还和一些学友参加了勤工俭学活动，偶尔也为出国人员作口译。

　留学意大利让刘月樵开了眼界，她说，“起初，我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到过意大利的海滨，还去过意大利的乡村……看过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带给刘月樵强烈的心理冲击。

　原中国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也经历了同样的心理冲击，他1981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德国几个的公司里进修，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德国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傅志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铁路列车时速可以达到200公里，而中国只有100公里。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傅志寰深受震动。他常想，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有一次，傅志寰到慕尼黑技术大学听课，一位德国学生与他同行，这位德国学生大谈对东京的印象，并不断地问傅志寰一些有关日本的问题。最初，傅志寰感到纳闷，后来才明白，这位德国学生把他当成了日本人。那时候，德国市场上的音响、照相机、汽车等都是日本货。而中国出口的衬衣、球鞋、手工艺品进不了大商场，只能在地摊上看到；乘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服务指南有日文、韩文，却没有中文。看到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在外国人眼里没有与之匹配的地位。傅志寰心里很不是滋味。

　讲到当年的留学生活，郑延友侃侃而谈，他说那时的动机非常纯洁，就是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这种使命感不是强加的，绝对是自发的朴素的。当时的生活也很简单，从住处到教室，再到实验室，几乎是一条固定的路线。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消遣，顶多几个同学好友聚餐一顿，生怕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力争多学东西，总像憋着一股劲儿。学习上一定要比国外学生成绩好，实验也比别人更加努力。

　出生在四川乐山的郑延友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2年毕业后工作了两年，便赴澳大利亚留学，后转至温哥华UBC，在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德国为例子分析说，改革开放后，到德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是公派，他们学习非常勤奋刻苦，目标就是要赶紧学好本领回国报效。他们勤奋好学，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里创造了非常好的声誉，德国高校都非常乐于接受中国留学生。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留学其他国家的中国学子心理同样如此，国内国外的差距在他们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奋起直追的想法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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